温州股份合作制的发展，让人仿佛看到４００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乘风破浪的侧影。当年的东印度公司通过集资的方式，将全社会的财富转化成了对外扩张的资本，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，不经意中，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的经济组织。同样，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，凭着冒险的精神和对财富的追求，通过合资合力的方式，发明了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制度，躲避了市场和政治的风浪，获得了高额的回报。
为此，本报记者专访了温州股份合作制的见证者、有关文件起草者宋文光。他曾任温州市委副秘书长、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、温州体改委主任。
■温州民营经济史口述实录（二） ■宋文光先生口述 本报记者 汪海宝 见习记者 柯海芬 采访整理
股份合作制：体外成长
温州股份合作制，到现在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时间了。从出现的那天起，就伴随着很多争议。所以，虽然１９７０年代末已经有了股份合作制企业，但直到１９８７年才开始取名、定性，至于合法地位的确立，是在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。从那以后，它被正式承认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。事实证明，温州股份合作制是农民的一大创举，它不是来自理论，而是来自实践。
温州早期的企业形式是家庭作坊。当时，这些家庭作坊前店后厂，遍及城乡，以生产小商品为主，大量销往全国各地。那时，生产和销售相对分开。十万供销大军在各地跑订单，家庭作坊根据订单进行生产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“小商品，大市场”。
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，这种分散、小规模生产的家庭作坊开始不适应激烈的竞争了。大部分家庭企业保本运作，亏损的企业逐渐增多。温州人认识到，企业要生存，要发展，只有更新设备，扩大规模，增加产量，抢占市场份额才行。
资本投入便成了关键问题。当时的银行是不会向个体户、家庭企业发放贷款的，而通过民间借贷，利率太高，企业难以承受。
于是，一些家庭作坊开始联户、联营、集资、合股。几个人凑在一起，均等出资，逐步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。
形成资金的合力以后，更新生产设备、开发新产品、扩大生产规模就实现了。
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，最早的典型应该在苍南县李家车村。当时的李家车村，家家户户生产纺织品。那种纺织品档次很低，生产效率也很低。１９７９年春天，一个供销员在江苏南通看到一种新型的毛线织衣机，叫横机。这种织机比本地老式的毛线编织机速度要快，织出来的毛线衣裤也好看得多。但横机的价格很高，每台要价１０４０元，当时温州农民每天只赚一元左右，这个数字无疑是天价。
村集体没有资金，信用社不给贷款，怎么办？于是，供销员就找村支书商量，说能不能找大家凑凑？村支书说可以。于是，从村子里找到了４０个村民，每人１２０元，筹资６０００元，到江苏买了４台横机，办了个“李家车针织厂”。过了两年又扩大１１９股，每股出资６００元，筹款７１４００元，再买了一批毛纺织机，把“李家车针织厂”改名为“苍南毛纺厂”。这就是股份合作制的雏形。
温州人有个习惯，赚了钱喜欢到处夸耀。这种形式很快就在温州城乡推广开了。由此，家庭作坊逐渐转变为正式的工厂。
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诞生，却上不了工商注册。当时允许注册的企业性质只有三种——个体、集体、国营。当然，私营企业也是可以登记的，但由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，所以一直被严格监控。１９８６年前，温州登记在册的私人企业总共才４家。所以，很多扩大了生产规模、脱离了个体户的企业宁愿挂“乡办”、“村办”、“镇办”的牌子。人们给这类企业一个形象的称呼，叫“戴红帽子”企业。很多戴上“红帽子”的企业，实际上都是私人企业或股份合作企业。可以说当时的企业结构很混乱。
１９８７年的时候，国务院确定温州为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。办试验区的目的，是通过社会实践，制定相应的试行章程和法规，使政府的政策具体化、制度化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温州先后制定了《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》、《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等三个地方性政策规定。我们也借这个机会给股份合作制正名，也就是说，除个体、集体、国营外，还应该有所谓非驴非马，但很受欢迎的“股份合作制”。
股份合作制：姓社非姓资
在给这个新的企业形式取名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费了番脑筋。从资金投入的方式上来说，它具有股份制的特点。但股份制主要靠股息分红，容易被看作是资本主义。从投资者直接参与劳动的角度看，它带有合作制的特征，但肯定不是传统的合作制。经历了几十年的合作社，大家很清楚。名字最后是这样来的：从共同投资来说，他是股份制的；从共同劳动来说，他是合作制的。两者溶于一体，就成了股份合作制。
发展农村商品经济，股份合作制这个名称比较合适。因为，它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，又可以发展生产力，增加农民收入，最终完成原始资本积累。
名正言就顺。不久，温州出台了《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，作为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行政性规定。 这个文件表明，股份合作制已经从一般乡镇企业中分离出来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。文件出来以后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。在这个文件的鼓舞下，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９年，股份合作企业数量上发展很快。
１９８９年的上半年，有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，说温州成为试验区后，资本主义风刮得相当严重，建议中央派人调查。８月，国务院研究室“个体、私营经济调查组”来到温州，重点调查股份合作制。我陪他们先到龙港，找了一些企业调查。他们询问了一个纺织厂厂长：“你的企业是集体的？”厂长说：“不是，我的企业是５个股东出资办的，是股份制的。”后来又去瑞安调查，他们又问一个企业负责人：“你的企业既不是集体，又不是私营，而是股份合作，为什么？”企业负责人回答：“集体我们早就搞过，集体太公，太公怕统；而私营雇工经营太私，太私又怕割尾巴；股份合作又公又私，比较合适。”调查组发现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很有意思，写了一份《浙江温州实行股份合作企业的情况》的专题报告，就把股份合作制的性质、特点等方面写了出来，上报给国务院领导。
其实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对于温州的经济发展，姓社姓资的议论一直很激烈。１９８９年六四风波以后，关于温州的争论更加公开了。又有人写信给中央，说温州模式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。于是有了第二次的中央调查。这次是国务院研究室的黄家全、李小明两位同志下来。我陪着他们调查了八天。调查结束时，他们向我透露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有人举报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的模式，说温州“妓女满街走，赌博到处有，流氓打警察，共产党员信菩萨”，出门的时候，老婆还特地提醒说，你要小心！那边妓女、流氓很多啊！过来看了后觉得温州蛮好的，不像举报信上说的那样。第二件事情是，黄家全说，老宋啊，你这个股份合作制非常奥妙！股份合作制这样看也可以，那样看也可以，你温州今后要重点发展起来。一是可以讲是增强集体经济；二是给了农民群众实际的利益。
后来他们回去，写了一份《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》，报告明确地肯定温州模式不是资本主义，并建议温州今后要重点发展股份合作制经济，希望中央、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，从法律和政策上予以解决。李鹏总理看了后，对股份合作制企业十分感兴趣，要求进一步调查。我们又写了一份“补充报告”。总理阅后批示：比上一次调查已深入一步。股份合作加强管理很有必要。
１９９１年５月的时候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温州视察。我陪同考察，我们到了乐清柳市电器总厂等企业。在一次座谈会结束出来，我就跟李瑞环说：“李书记，这个股份合作制，我们老百姓是蛮喜欢的，效果也挺好的，但就是在理论上好像不怎么说得通。”李瑞环怎么说呢，他说，“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，理论要为实践服务，如果理论跟实践不一致的话，那理论就要改过来。”
股份合作制：公私兼容
上个世纪８０年代，个体私营企业很吃不开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总是先受到打击。１９８９年下半年，北京、上海的国有市场和大商场，本来有许多温州人在开店、承包柜台。由于政治气候和企业性质问题，大部分温州人被赶出来，不让经营了。为什么？他们说，我们商场都是国营企业，要姓“公”的企业才能经营。这些温州人只得灰溜溜地回来。我得到消息后就去了解。被赶回来的人诉苦，别人说我们温州都是个体、私营企业，不愿跟我们合作。我就问，要怎么样的企业才能合作？集体之外，合作制也可以，只要属于公有制的都可以。那好，我们这个股份合作制也是合作制！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的时候，我们召开了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会议，会议着重讨论，股份合作制它既不属于一般集体制，也不属于完全股份制，而是一种新的合作制。当然，所谓“规范化”，就是统一规定股份合作企业的性质是集体（合作）。这个会议开了以后，有的地方反应很快，如永嘉桥头工商所，重新发了“集体（合作）”的营业执照。新执照一拿到北京，北京人很开心，直说很好很好。后来大批的温州人又回到北京，进入大商场去了。
为什么要在集体后面加“合作”呢？当时企业性质分类没有股份合作制这一名称。因为没有，所以跟人家不好说，工商部门不好登记。同时，加上一个“合作”，也与一般集体加以区别。这样搞，不是故意编造起来的，为了使股份合作企业从无序向规范化发展。这也是从实际出发，打下擦边球。
温州成为试验区的时候，我们专门成立了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试点工作小组。根据全市规范化的部署，苍南县派工作组去桥墩啤酒厂，帮助这个厂搞管理，组织制度建设，并以桥墩啤酒厂为蓝本，然后弄出二十条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章程。１９９０年国家农业部颁布《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》，附了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章程，就是参照桥墩啤酒厂的。１９９０年后，温州全面开展企业股份规范活动。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５日到２１日，这是段特殊的日子，全国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研讨会在温州召开，到会有全国各地代表、专家学者１８０多人，集中讨论温州股份合作制的事情，结果认定这个模式是一种企业制度创新。就这样，温州的股份合作制走向全国，影响各地。
股份合作制的历史使命
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，温州模式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划上了句号。从那以后，温州民营经济：个体、私营、股份合作三大主力齐头并进。最后，股份合作占据了温州经济的主体地位。
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，温州市政府颁布《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规定》，指出“股份合作企业是我市广大群众的伟大创造，是我市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乡镇企业的主体。”
１９９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。有人说，现在你这个股份合作制算什么东西？我们反驳，公司法颁布后，股份合作制仍然是个东西！于是从１９９４年开始，以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为指导，以１９８７年《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为基础，参照农业部《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》，广泛吸取意见，对原有规定进行补充，形成了《温州市股份合作企业管理规定》，最后经人大审议通过，由市政府颁布实施。这也是关于股份合作制最后的文件。这样的话，从１９８７年开始算，到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，总共１０年的时间。股份合作制走了１０年才得到最后的肯定。这么来说，步子迈得算成功，只不过道路曲折了些。
回过头来说，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制度，它应该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。非农产业或者农业产业在资金缺少的情况下，应该采取这种股份合作制。除了集资、合力，扩大就业外，还可以规定，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，作为公共积累和职工公益金。这样可以在银行资金支持不足的情况下，保证扩大生产。叫一个人拿一万出来，可能会有困难；但一个人拿一千，十个人就有一万，问题也就解决了，同时风险也降低了。此外，股东共同参与劳动，便于监督和制约。大家的眼睛看得牢牢的，赚了多少钱，心里都明白。不像有些股份制企业，无论赚多少，股东只能看报表。报表做假，赢利也可以说没赚。
所以说，股份合作制的最大特点是产权明晰、利益直接，这可以说是股份合作制发展的原动力。产权是利益的基础。财产如果不给它的主体带来经济利益，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什么样的产权制度能给经营者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，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选择。所以出现一种制度，我们不能老是去批评它，我们要考虑它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利益。单靠理论是讲不通的，光凭长官意志也是不行的，还是靠实践，尊重群众的创造。当然，作为一种新的企业制度，它还是不完善的，正如１９９７年，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说的，“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，是改革中的新事物，要支持和引导，不断总结经验，使之逐步完善。”